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264～26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8.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讲话》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轻率地把《讲话》的意义缩小为“策略性”或单纯“政治性”的范围。《讲话》实际上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运动的矛头所向，是“洋八股”与“党八股”，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五四”所倡导过的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学作家从文学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20年代末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就一直在艰难地选择既不受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左的思潮束缚、又能充分适应与满足革命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讲话》为此指出新的方向。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来说，《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创作确实已经显示出一种“质变”。这种“质变”表现为：“五四”以来长期处于狭小读者范围的新文学终于开始了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历史性的“对话”，无论是中国农民还是新文学（包括现实主义作家）都各自从对方吸收了思想与文学的新的因子，从而引起自身部分的质变。农民从新文学中得到现代文明、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新的审美趣味的启蒙和影响，促成了他们新的觉醒；农民的觉醒带来了解放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的热潮，以及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艺的复兴；而民族传统与民间传统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与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正因为此，我们可以从“寻根”的意义上去理解处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北方文化中心的解放区的作家，与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民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