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范晔在《后汉书》的史论中，就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论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127]。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128]他在《光武帝纪》后论中引卜者王长语，举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语，以及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的预言，以证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这在《后汉书》史论中是极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称道。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129]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