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5作为与会代表签到表，上有籍贯、职务单位、性别、次章等明确信息，与社教社留下的史料相合。由此，对比表2-4与表2-5，发现学界最常引用的表2-4存在重大错误，出席社员职务所在省别除广东（5）、陕西（1）两省总数符合外，其他各省都存在错误，山东省（51）应为64人、江苏（26）应为25人、河北（12）应为9人、浙江（5）应为4人、江西（5）应为2人、广西（4）应为2人、安徽（4）应为2人、福建（2）应为1人，河南根本没有社员代表出席。推测原因，应是工作人员统计时将出席社员籍贯与职务所在地混淆所致，这一点，可与第二届年会报告书中《本社第二届年会出席社员籍贯比较图》相参照。以讹传讹之下，理事会发出“这次年会，从人数方面讲，到会的社员多过去年的五分之二；从地域上讲，远至粤、桂、闽、赣、陕、豫、晋、皖等省社员，亦踊跃前来”[49]。而且，该届年会山东代表比率极高，约占总数的55.2%，其中，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得举办会址之便，竟有23人参加，甚至包括会计、职员等；除去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淮外，有16个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出席；而山东省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职员有13人（其中省教育厅6人，市教育局6人），这是非常态的，相应也就没有了统计学意义。有学者指出“山东地区与会人数较多无疑与梁漱溟及其主导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紧密相关”[50]，有望文生义之虞，臆断此时梁氏及其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省内社会教育界的影响（该院只有两名代表出席），没有细究出席代表的职务来源单位。第三届年会在河南召开，河南出席社员人数从第二届的0人飙升至74人，而山东省则下降为8人[51]；第四届年会同样如此，会议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召开，虽无详细统计数据，但广东出席代表数量急遽上升毋庸置疑。如果研究者将出席社员总人数变化作为社教社影响日大的唯一史料支撑，结论难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