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以后，引起了史学界、思想界广泛而长久的讨论。其中，颇有一些新材料、新认识、新结论被提了出来，使本书有一些结论受到动摇，甚至有的结论被推翻，但本书所贯穿的基本原理却并不因此而必须做根本的改变。犹如恩格斯在讲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以后的情形那样：“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15]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他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著，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命运和价值，大体上也可以做这样的看待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