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伊苏屯：只在当地销售的葡萄酒价钱越来越跌，布尔乔亚要求物价低廉的愿望固然满足了，种葡萄的却越来越受耕作成本和捐税的压迫，到了破产的地步，正如当地的羊毛买卖因为不能改良羊种而濒于绝境。乡下人在每样东西上都痛恨改革，即使觉得改了对他们有利也是如此。有个巴黎人在乡下看见一个工人一顿晚饭吃了大量的面包，乳饼，蔬菜，告诉他改吃一部分肉类可以营养更好，花钱更少，干的活更多，精力也不至于消耗太快。那贝利人承认这笔账算的对，却回答说：
“可是先生，那些闲话怎么办呢？”
“什么闲话？……”
“是吗，人家看了要怎么说呢？”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地主的土地上，据那地主说：“那么一来，他会给地方上当作话柄，以为他跟布尔乔亚一样有钱；他怕公众的舆论，怕人在他背后指手划脚，怕人当他身体不行或者有病……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
许多布尔乔亚说到最后这句，暗里含有骄傲的意味。在乡下，农民一向没人关心，无知与守旧的风气固然牢不可破；可是伊苏屯城内也奄奄无生气。每家人家免得坐吃山空，只会拚命俭省，彼此不相往来。社会上缺乏对抗的势力，谈不上活跃的生活，不象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有两种力量冲突而显得生气勃勃。伊苏屯早已没有贵族。十二世纪的土匪流寇，十四世纪雅各团的农民起义，后来的宗教战争和大革命，把本地的贵族阶级整个儿消灭了。城里人对这个胜利十分得意。他们以维持物价低廉为理由，始终拒绝驻扎军队，因而得不到与军队接触的好处，和时代失去了联络。一七五六年以前，伊苏屯还是驻屯军人认为生活最愉快的一个城市。后来，特·夏泼侯爵有个儿子当龙骑兵军官，为私情被杀，也许死得并不冤枉，但对方杀害的手段太卑鄙了，侯爵和区法院大法官打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官司。从那时起，伊苏屯不再驻扎军队。即使内战时期一度驻过第四十四团，那次驻军的性质也根本不能恢复居民和军人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