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大约有18平方英尺大小，角落里有一间不带门的厕所。家具除了靠墙的长凳外，还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看起来结实异常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墙上有一部电话和一幅裱了框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石版画；地板上铺着破旧的棕色油毡。
我掏出烟，递了一根给警卫。他摇摇头，一脸轻蔑的样子，好像嫌弃我没拿出像样的东西孝敬他似的。我耸了耸肩，将烟放进自己的嘴里，示意借个火。他再次摇头。我收起烟，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我不得不做好准备，现在二科的人随时会过来审问我。而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得想好怎么跟他们说。
审讯总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父亲在被杀前一晚曾试图向母亲解释过这一点。对于一名犯错的士兵而言，在他的指挥官前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好处。他必须想到更多更花哨的说辞来蒙混过关。如果他在熄灯后半小时才回到营房，只是因为喝了太多啤酒错过末班车，那么谁会同情他呢？不过是个粗心大意的傻蛋而已，于是指挥官会说些类似“七天禁闭，下一个”的话，就这样。但是，在被问及是否有话要说时，如果他编个故事，让指挥官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最终可能只是被警告而已。我父亲说他以前的团里有个下士就非常擅长为士兵们编故事，而且每个故事只卖半克朗。他编的故事统称为“是这样的，长官”。我父亲有次因为晚归被“追责”时，就曾买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