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禄岁增，民财日窘，至有共篷而居，分饼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呼！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其为祸一也。而不早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为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传三卷，明鉴戒焉。[17]
郑晓的见识是深刻的，所谓“骄溢则横而干纪，窘困则滥而思乱”，是从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看到了潜伏的危机。所谓“明鉴戒焉”，正是全书的宗旨。此书下限有止于正德、嘉靖、万历等不同版本，表明了作者随撰随刻及其为世所重的情况。
邓元锡所撰《明书》（亦称《皇明书》）45卷，含帝典10卷、后妃内纪1卷、列传34卷，亦记洪武至嘉靖近200年史事。此书实际上只有纪、传两个部分，是不完备的纪传体史书。其编次以帝为典，后妃为纪，外戚、宦官居列传之首，诸臣传分臣谟、名臣，诸将传分将谟、名将等，均不合乎正史规范，反映了私家撰述的随意性。再有，他于孝行之外，另立笃行、义行二类，于道学之外，另立心学之门。邓元锡未入仕途，杜门著述，史称他“《五经》皆有成书，闳深博奥”；又说“元锡之学，渊源王守仁，不尽宗其说。时心学盛行，谓学惟无觉，一觉即无余蕴，九容、九思、四教、六艺皆桎梏也。元锡力排之，故生平博极群书，而要归于《六经》。所著《五经绎》、《函史上下编》、《皇明书》，并行于世”[18]。可见邓元锡思想上的矛盾，《明书》在编撰体例上的随意性正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书》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它对于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面貌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