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西汉时代，旧的贵族与军人的势力，尚未完全摧毁。新的富人与读书人的地位，尚未明白确定。因此西汉二百四十年的社会，时在动荡，因而格外显得有一种强健的活力。一到东汉时代，社会中心的领导地位，已确定落在读书人手里，因此社会渐趋安定，而一种强健的活力也渐见萎缩，不如西汉般虎虎有生气。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从事政治事业是最尊荣的。只做一县令，所辖土地逾百里，所属人口逾万户，县廷掾属，有多至千人以上者，这些全都由县长自由辟署。这已俨然像古代一小诸侯。若为一郡太守，辖地千里，属户百万，更可多所展布。汉代又奖励官吏久任，在职数十年不更易者有之。其升迁又甚速捷，由县令即可擢升郡守，由郡守即可内转九卿而跻三公。往往有由属吏察举十数年，四五转即至三公之尊。一为三公，则全国事务，无所不当预闻。天下安危，系诸一身。因此中国的读书人，无有不乐于从政的。做官便譬如他底宗教。因为做官可以造福人群，可以发展他的抱负与理想。只有做官，最可造福人群，不得已退居教授，或著书立说，依然希望他的学徒与读者，将来得依他信仰与抱负，实际在政治上展布。至于经商致富，最多不过身家温饱，或泽及乡里而止。有大才智的，宁愿安贫守道，希望一旦在政治上得意，不肯经商自污，为一时私家经济打算而有累清名。这恐是中同社会上特有的一种观念，配合于其政治、经济各方面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极关重要的观念。这一种观念，在异社会、异文化的人看来，自觉有奇异之感。但非知此意，即不易明白得中国历史之真态与其文化精神之根本托命所在。